一、 被忽视的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暴露问题

有害物质排放造成的环境及社会后果是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作为有害物质的排放单元——工作场所，在国内既有的社会学研究中往往被视为一个与外部环境相对应的空间单元。在“工作场所—外部环境”的分类体系中，大量的研究关注工作场所(如工厂)的环境负外部性以及工作场所和周边社区的关系等方面，但是，工作场所内部生产空间的环境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美国社会学界一度也忽视了对此问题的研究，但一些嗅觉敏锐的学者仍然发现了这一议题。迈尔(Mayer)指出，“当人们发现有害物质从工厂排出时，他们将整个工厂看成是他们的敌人，但也许工厂里的人也有同样的担心，并且他们首先遭受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危害”[1]。为了对工作场所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希恩(Sheehan)和文德恩(Wedeen)等人提出“毒素圈”(Toxic Circles)的概念，他们认为一个工厂的污染物质扩散至少经过3个递进的空间：工作场所(The Workplace)、围栏社区(Fence-Line Community)、广阔的环境(The Broader Environment)[2]。“毒素圈”概念的提出将工作场所危害性暴露问题(Hazardous Exposure)纳入研究视域。

美国的职业病与工作场所环境关系密切，但历史上由于没有官方统计记录，美国因工作致死、致病的准确人数一直不得而知。自从1976年美国劳工部根据各州的“工人补偿”(Workers′ Compensation)记录而建立“补充数据系统”(Supplementary Data System)以来，因工作致死、致病人数得以记录和评估。根据美国11个州1979—1986年死亡人数作为样本的估计，这一时期美国全国平均每年的致命性职业病伤害人数超过5 000人[3]25。美国劳工部的官方资料显示，1992年每万名全职就业者中患非致命性职业病的人数为305人，其中暴露于有害物质和环境的人数为15人(1)参见：美国劳工部网站，https:∥/iif/.。考虑到庞大的就业人口，暴露于有害物质和环境的工人总量为数不少，电子制造业是工人有害物质暴露的高发区域，相关数据见表1[4]。

表1 美国电子及半导体等相关制造业职业病情况(1997—2001年) %年代所有制造业电子元件及配件业半导体及相关器件业工作损失职业病占比有害物质职业病占比工作损失职业病占比有害物质职业病占比工作损失职业病占比有害物质职业病占比1997年年年年年

石油、化工、核电场、钢铁厂、煤矿、皮革等高环境风险行业往往也是暴露型职业病高发的行业。此外，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不断出现。由于工作场所、化学物质等信息资料的不全，加之“有害物质暴露—疾病”之间关系认定的困难，还有部分疾病难以被明确认定与有害物质暴露存在因果关系。美国学界普遍认为，与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暴露相关的死亡和疾病的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充分。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暴露问题及其后果不仅是物理或化学问题、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受害人员多是脆弱和边缘群体，有害物质暴露引起了诸多美国社会学者的注意，他们从环境正义、有害物质暴露的社会差异、职业健康与安全运动等视角对工作场所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积累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至今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决定了高环境健康风险的产业和工作种类在短时期内仍占有较高的比例[5]。同时，由于相关的职业安全法律的执行和工作场所污染的技术治理能力相对不足，因此有害物质暴露的控制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6]。根据国家卫生部门每年公布的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尘肺病例在20 000例以上，每年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化学中毒、皮肤病等新增职业病数量也有数千人。目前中国学界对暴露型职业病研究多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如煤矿工人尘肺发病[7]，垃圾焚烧厂区二恶英污染及工人呼吸暴露评估[8]等。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法学、经济学的研究关注到暴露型职业病，但是社会学特别是以关注环境平等为核心的环境社会学，对此研究极为缺乏。工作场所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学、健康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交叉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介绍美国社会学者对工作场所环境健康问题的研究，以期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扩展提供借鉴。

二、 市场失灵与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暴露的应对困境

1. 蓝领工人与农业从业者：暴露型职业病的主要受害人群